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满洲里。我爸，二十五岁，给一个俄罗斯倒爷开车。
那会儿的边境线，机会和危险就隔着一层窗户纸。俄罗斯人每次过来，都带点稀罕货，电动剃须刀、气压暖瓶。他塞给我爸一把剃须刀，我爸没用，一晚上拆成了零件，第二天就带老板找到了能把成本压低四成的五金作坊。
俄罗斯人眼睛一亮。
没多久，一车皮的羽绒服，死死卡在赤塔车站。老板急得嘴角冒泡，我爸二话不说，揣着两瓶二锅头就进了车站调度室。
他在里面待了三晚，陪着调度员把酒瓶喝空。出来的时候，海关编码里的一个分类漏洞，被他摸得清清楚楚。货，顺利提了出来。
老板抽出厚厚一沓卢布塞过去。我爸数了数，抽出一半，推了回去。
“该我的，我拿着。多的，烧手。”
又有一次，去伊尔库茨克谈木材，对方临时抬价。俄罗斯老板脸都青了，拍着桌子就要掀。我爸一把把他拽出办公室，两人蹲在路边啃黑面包。
“他的木头，尺寸根本不够，心里比咱虚。”我爸嚼着面包，眼睛看着远处的铁轨，“咱就耗着，他自己会找过来。”
天没黑，供应商的车就追到了旅馆。不仅价格降了，还签了长期优惠的供货合同。
从那天起，俄罗斯老板身边的人看我爸的眼神就不一样了。有亲戚劝他，别信一个中国司机，赶紧换自己侄子。俄罗斯人摆摆手：“他比我所有亲戚都让我省心。”
后来，政策收紧，海关严查，以前的野路子都走不通了。所有倒爷都在疯狂囤货，想赌最后一把。
我爸却拉着老板，把所有大宗货物的单子都停了，掉头去做风险最小的食品粮油。
风暴很快就来了。一夜之间，满洲里一半的商行血本无归，只有他们，安稳过关。
俄罗斯老板要把一半的股份转给我爸。
我爸还是没要，只拿自己该拿的工资和提成。他说，人情和生意，掺在一起，就都做不长了。
最后，卢布贬值，俄罗斯人要回国。两人散伙，账目结清，再没联系。
有人靠钻空子起家，有人靠守规矩过冬。很多年后你才发现，规矩，永远比空子活得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