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敏跟妻子说：“氢弹爆炸成功，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？”妻子却表示：哎呀！氢弹

于敏跟妻子说：“氢弹爆炸成功，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？”妻子却表示：哎呀！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，哪有钱买烤鸭……于敏默不作声，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，2019年9月，默默无闻一辈子的丈夫，更是成为了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！ 1967年6月17日那天，罗布泊上空升起的巨大蘑菇云让全中国都沸腾了，广播里反复播报着氢弹爆炸成功的消息，街上到处是敲锣打鼓的人群，但在北京的一条小胡同里，孙玉芹听着外面的热闹，心里想的还是家里欠着的煤钱和孩子没交的学费。这时丈夫于敏匆匆跑回家，眼里带着藏不住的激动，说要买点烤鸭庆祝，孙玉芹皱着眉摆手，说氢弹爆炸跟咱家没关系，哪有余钱吃这个。于敏没多解释，默默从兜里掏出一沓单位发的奖金递过去，孙玉芹看着钱，最先想到的还是把账还上、给孩子交学费，那只烤鸭最终也没买成。 孙玉芹不知道，这声震惊世界的巨响，正是她日夜操劳的丈夫牵头搞出来的。1961年冬天，于敏本来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已经小有成就，国外大学拿着终身教职的邀请函找他，可钱三强找到他，把标着“绝密”的氢弹研究任务交给他时，他二话没说就签了字。从那天起，“于敏”这个名字就从学术期刊上消失了，国外寄来的信件全被标着“查无此人”退回，连他母亲写信问起，他也只说在工厂做技术。这种保密不是说说而已，当时搞“两弹一星”的科学家都这样，就像邓稼先，34岁离家去搞原子弹，一消失就是28年，他妻子许鹿希直到后来才知道丈夫是原子弹研制的关键人物，连许鹿希的父亲拿着原子弹成功的号外问别人是谁搞出来的，都没人能说。于敏和同事讨论工作时，也得用隐语，比如把氢弹理论突破说成“发现新奇的标本要解剖”，家里来了同事谈事，就赶紧让孙玉芹带着孩子出去转悠，以至于孩子长到很大，一见生人就躲。 搞氢弹研究有多难？当时全国就一台每秒五万次的计算机，95%的时间还得先给原子弹项目用，于敏他们只能半夜用那剩下的两小时，其余时间全靠算盘和铅笔演算。于敏自己算到后半夜是常事，铅笔头断了捡起来吹吹铅末接着写，饿了就啃半块饼干省时间。后来去高原搞试验，他高原反应厉害，半夜咳醒鼻孔全是血痂，拿雪团捂捂鼻子还接着改方案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，中国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成功，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，而美国用了七年多，苏联四年，英国四年半，法国还得靠美国帮忙，这个速度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。 那时的日子有多苦？于敏一家五口挤在两居室里，除了床就一张书桌，孩子做作业时，他只能趴在床上推导方程。孙玉芹每天凌晨五点就去菜市场排队，家里常喝野菜粥，喝得锅底都能照见人影，粮本上的供应粮越来越少，玉米面掺红薯面蒸的窝头，孩子咬一口都嫌剌嗓子。于敏1951年刚工作时月薪42元，一半要寄回家养老人，到了六十年代，普通工人月薪也就三四十块，一只烤鸭得五六块钱，差不多是好几天的工资，难怪孙玉芹舍不得。有一次孩子偷听于敏和同事谈话，听见说“肉”，高兴地以为能吃肉了，结果是于敏在说希腊字母“ρ”，可见当时吃肉都成了稀罕事。于敏对家里的事也顾不上，有次帮妻子往洗衣机加水，忘了关排水阀，加了半天水也没满，妻子看着又气又心疼。 就这样过了二十八年，直到1988年，于敏的名字才解禁，家里人才知道他这些年到底在干啥。2012年孙玉芹走了，于敏坐在病床边，手里捏着她没织完的毛衣针，守灵那晚对着妻子的遗物坐了整夜，后来总说自己对不起她。2019年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，隐姓埋名一辈子的于敏被授予“共和国勋章”，可这时候他已经走了几个月了，他遗嘱里说要把骨灰撒在罗布泊，那片见证了氢弹爆炸的戈壁，最终接纳了这位功臣。 当年那只没买成的烤鸭，成了于敏对妻子的遗憾，但罗布泊的石头记得，他举着计算尺算出关键数据时的笑容；家里的旧算盘记得，他半夜演算时哒哒的声响；孙玉芹手上的裂口记得，那些年独自撑起家庭的艰辛。氢弹爆炸成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于敏们用算盘打出来的，是他们瞒着家人用青春换回来的，那声巨响背后，是无数个像于敏家这样的普通家庭，在不知情中默默支持着国家的大事，这些看不见的奉献，和氢弹的光芒一样，让中国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