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赵云帆合肥报道

2020年，作为上交所科创板改革的第一批种子，国盾量子（688027.SH）的IPO悄然创下一个纪录——它不仅成为中国，乃至全球首家以量子科技业务为核心的上市公司，也是资本市场上罕见的将推动前沿研究作为重要方向的上市公司。

此种在“无人区”中的坚守，在外人看来是难以复刻的奇迹，但在唐世彪看来却是“九死一生”的冒险。

唐世彪是国盾量子的创始成员，现任公司董事、副总裁和副总工程师。同时，他还身兼安徽省量子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等职责。

集“产学研”多种标签于一身的身份，让唐世彪一直处在前沿科学与技术应用的前沿。

如今，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将量子技术列为发展前沿技术的核心领域。而作为规划的见证者、推动者，唐世彪对量子科技发展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，AI应用不断深化的当下，有着独到的看法。

从技术到产业化

“我最开始是做了两年博士后，这个身份其实有些可攻可守的意味。”唐世彪回忆起自己的创业经历时表示：“当时并未预料到，会有那么多‘生死存亡’的时刻。”

虽然说是“兼职”，唐世彪仍然全身心投入在创业之中，专注于解决量子通信的商业化技术难题。

“光是从0到1的材料费、设备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在那个阶段，社会资本对量子科技非常陌生，前景也不被看好，融资渠道比现在差得多。2014、2015年之前，我们几乎没有进行过市场融资，资金比较紧张。”唐世彪表示。

所幸，合肥市率先在全国开启建设“合肥量子城域试验示范网”项目，为公司带来了专项支持。而在随后的几年中，国盾量子先后在济南、上海等地建设量子通信网，完成了量子通信行业最初的产业化探索。

“早在2009年，在其他地方还对量子技术存有质疑的时候，合肥市就愿意投入。济南市也在2010年初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支持，当地经济基础好，领导也很有战略眼光，我们在那边成立公司，建立了差异化的研发基地。”唐世彪表示。

2017年对于唐世彪来说无疑是一个分界点——随着京沪干线项目的开始，国盾量子开始从重研发转为将市场化放到更重要的位置。

“2017年之前，我们更专注于技术本身：如何把实验室技术工程化，如何实现核心器件的自主可控，如何提升系统的可靠性。那时候还有很多进口器件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替换掉它们，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提升和产业提升过程。”他表示：“但京沪干线不一样，它是国家发改委的应用示范项目，而不是纯科研项目。这意味着，它的核心要求是‘用起来’。我们要过资质关。量子通信属于安全类产品，要真正应用，必须通过国家密码管理局等主管部门的认证。其次，我们要去‘拿下用户’。京沪干线沿线的金融、电力、政务等用户，我们需要想办法让他们把系统用起来。这迫使我们必须思考技术如何与实际应用、与实际生产力结合。”

从实验室走向市场

对于大众而言，量子通信似乎带着些遥不可及的距离感。但现实是，目前基于量子通信技术的“量子密话”，却已经完成了基础应用的普及。

“经典的通信加密，比如我们常用的各种软件，其安全性基于数学问题的复杂性，比如大数分解。理论上，只要计算能力足够强，这些密码是可能被攻破的。”唐世彪向记者表示：“但量子通信的安全原理是物理性的，它不依赖于数学复杂度，而是基于量子力学原理。通过量子密钥分发（QKD）设备，产生一个个单光子来加载密钥信息。单光子不可分割、不可复制，任何窃听行为都会对光子状态产生扰动，从而被通信双方察觉。这样，我们就能确保生成的密钥是安全的，只有通话的双方知道。”

而由于这一保护是基于物理原理所实现——即便未来计算机技术发展，能破解基于数学的密码，但基于物理原理的量子密码却无法被破解。

“全球地缘政治事件中，各种间谍事件层出不穷。随着国家的富强，对网络安全、信息安全也越来越重视。”唐世彪表示，为了应对这一形势，我国需要提前十年预判通信安全技术的痛点，提前推进量子通信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。

除了国盾量子的身份，唐世彪还兼任中国电信量子研究院量子通信研究所首席专家一职，致力于深化量子通信、量子计算与电信生态的融合。

“国资委出资30亿成立中国电信量子集团，并对国盾量子进行战略控股。中国电信与市场接触最紧密，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和基础设施。他们推广的‘量子密话’产品，现在用户已经超过600万，普通市民去营业厅就能办理，实现安全通信。用户基数越大，整个生态就越容易形成良性循环。”唐世彪介绍道。

随着量子通信市场的扩容，国盾量子参与建设的量子计算平台“天衍”也开始获得关注。截至2025年7月，“天衍”全球访问量已突破3000万。大量学生、研究者可以方便地接触、学习、探索量子计算，为产业未来培养人才。

唐世彪还指出，未来，国盾量子有望与中国电信的天翼云、人工智能研究院进行算力基础设施做深度融合。

从专业计算迈向通用算力

如果说量子通信是量子科技商业化的“先遣队”，那么量子计算势必代表着高峰。

唐世彪介绍，业界通常把量子计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实现“量子优越性”，即在某个特定任务上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；第二阶段是实现“专用量子计算”，解决某些有实用价值的特定问题；第三阶段才是实现“通用量子计算”。

“目前，我们正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期。科大的‘祖冲之号’超导量子计算机和‘九章'光量子计算机都实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。国盾量子深度参与了“祖冲之号”的研发，主要负责工程化和产业化部分，比如负责部分芯片的标定、筛选，提供室温电子学软硬件系统的研发与工程化落地、量子计算机整机的搭建和运维等支持。”唐世彪表示。

国盾量子目前是全球少数具备量子计算整机交付能力的公司之一。而在唐世彪看来，持续发展量子计算，需要不断的对其进行应用普及，才能催生更多落地场景。

他还指出，未来国盾量子工作重点：一是继续助力科研，攻关下一代更高性能的量子芯片和配套系统，目标是实现万比特甚至更高；二是大力推广量子计算云平台，让更多人能接触到、用上我们的真机。

在他看来，只有用的人多了，才能催生出更多的量子算法和应用场景，反过来推动整机技术的优化。

对于量子计算的终极形态，业界期望量子计算可以从专用计算迈向通用计算，并解决人类对通用算力的渴望。

但唐世彪认为，如果要完成基于量子通用计算的“QPU”，还需要类似经典计算机中传输线、操作系统等当前通用量子计算机的一系列配套设备才能真正实现。量子计算未来也不会像手机终端一样，而是将量子计算与经典算力以多算力融合集群的状态，通过云计算的方式对普通用户进行交付。

量子计算与AI融合

面对如火如荼的AI发展，量子计算就像是一个通往终极解的引路人，有着彻底解决算力瓶颈的潜力。

在唐世彪看来，目前AI与量子计算确实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融合趋势，两者正在形成深度的双向赋能关系。

“AI技术正深度赋能于量子技术的研究。例如，在量子芯片的设计、量子算法的优化等领域，单纯依靠人工方法已难以满足前沿研发的需求。现在，越是先进的实验室，越要求学生必须掌握人工智能工具。AI已经演变为一个通用化的科研工具，如同为科学家提供了无数个协同工作的大脑，从而助力产出更卓越的科研成果。”他表示。

而另一方面，唐世彪认为，量子计算也以其独特的算力优势反哺AI的发展。

“人工智能在处理海量数据、进行复杂搜索和分析时，常常面临巨大的算力瓶颈。而量子计算，至少在特定任务上，能够提供远超经典计算机的算力支持。可以预见，未来的大型人工智能算力集群中，量子计算机必将成为关键组成部分。”他接着表示。

去年，国家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将量子科技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，明确其作为未来产业的首位，并致力于推动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唐世彪认为，比起纵向关注科技问题，更要注重应用场景对行业技术的拉动。

“‘规划’里也提到很多相关的内容，比如AI技术、量子技术等。这些技术本身更像是纵向、专业性的突破，但真要形成新质生产力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，还得结合实际应用场景，解决具体问题。”唐世彪表示：“比如，有些技术攻坚解决的是计算能力问题，像量子测量解决的是感知精度问题——当然，感知问题不一定只靠量子测量，材料的发展也可能提升感知或计算能力，或是加强通信安全。所以说，不同技术在同一个领域里常常是融合发展的。”

唐世彪还指出，大众不能孤立地看某项技术的突破，更要关注它能解决行业或国家急需的什么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