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年，埃及政府推出廉价大饼解决国民问题，一张饼价格只有人民币一毛钱，但每天只能限购五张。时至今日，埃及老百姓每天几乎离不开了这香浓可口的大饼。 这张饼，在埃及的阿拉伯语里叫“Aish Baladi”。“Aish”这个词，意思可深了，它既指“大饼”，也指“生活”或者“生命”。对于上亿埃及人中的大多数来说，这张饼，就是活下去的根本。 1977年，埃及总统萨达特，想搞经济改革，听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，大刀阔斧要取消粮食补贴。结果呢？福利大饼的价格一夜之间翻倍。这下可捅了马蜂窝。开罗、亚历山大等大城市，几十万人涌上街头，喊着“我们的早餐在哪儿？”的口号，那场面，后来被称为“大饼骚乱”。骚乱最后造成了近百人死亡，几千人受伤。 从那以后，埃及的历任政府，谁都不敢再轻易动这张大饼的价格。这张饼，就成了埃及社会稳定的“压舱石”。价格被死死地钉在了0.05埃镑。0.05埃镑是多少钱？按前几年的汇率，连人民币1分钱都不到。这个价格，雷打不动地维持了三十多年。 三十多年，世界都变成啥样了，物价翻了多少倍，但埃及老百姓吃的这张饼，价格愣是没变。政府每年拿出天文数字的财政资金来补贴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吃上这口“保命粮”。 每个持有补贴卡的埃及人，一天可以买五张福利大饼。全国超过一亿的人口，有将近7000万人都能享受到这个福利。也就是说，超过60%的埃及人，每天的生活是靠这五张饼支撑的。 运送大饼的小伙子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头顶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大托盘，上面摞着小山一样高、还冒着热气的大饼。一只手扶车把，一只手轻轻扶着托盘，在拥挤不堪的小巷里穿梭自如，跟杂技一样。这些饼，就是要火速送到各个售卖点和餐馆，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。 刚出炉的大饼，外皮微焦，内里松软，带着一股纯粹的麦香。埃及人吃法也简单，掰一块，蘸上鹰嘴豆泥，或者卷上几根腌橄榄，再配点蔬菜，就是一顿饭。无论是富人家的宴席，还是穷人家的餐桌，这大饼永远是雷打不动的主角。 然而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更没有永远不变的价格。就在去年，也就是2024年6月1日，这块三十多年没动过的“铁板”，终于被撬动了。埃及政府宣布，福利大饼的价格从0.05埃镑，上涨到0.2埃镑。 从不到1分钱涨到3分钱人民币，算个啥？ 这背后可没那么简单。对于每月收入折合人民币几百块的家庭来说，每一分钱的支出都得精打细算。一位叫阿米拉的家庭主妇告诉我，她丈夫的工资付完房租水电和孩子学费，就基本见底了。他们家，能吃上蔬菜就算改善生活了，而大饼，就意味着“安全感”。现在，这份最基础的安全感，成本一下子涨了四倍。 一位叫艾哈迈德的退休老人，拿着补贴卡在售卖点前排着长队。他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大饼涨价，就像往平静的水里扔了块石头。今天涨大饼，明天会不会就是水、电、燃气？”这种担忧，在普通民众中非常有代表性。 那埃及政府为啥非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涨价呢？说白了，就是没钱了。 埃及本身就是个农业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，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，96%都是沙漠，耕地基本就指望尼罗河沿岸和三角洲那点地方。每年需要2000多万吨小麦，自己国内只能产不到一半，剩下的全靠进口。主要从哪进口？俄罗斯和乌克兰。 前几年俄乌一开打，国际粮价就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。再加上埃及自己的货币埃镑大幅贬值，买同样多的小麦，要花的钱越来越多。政府的财政补贴，从每年几百亿埃镑，一路涨到2024-2025财年预算里的1250亿埃镑。 所以，这次涨价，是埃及政府一次“迫不得已的断腕”。总理马德布利也公开说，政府还会继续补贴大饼，但必须做出调整，因为生产成本实在太高了。涨价前，政府其实已经想过别的办法，比如从2020年开始，悄悄把大饼的个头改小了，每张从130克减到了90克。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。 这次涨价，埃及政府也吸取了1977年的教训，提前做了大量的宣传和解释工作，一再强调这只是为了减轻财政负担，而非取消补贴。万幸的是，社会虽然怨声载道，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骚乱。 埃及人口已经超过1.1亿，而且每年以2%的速度增长，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。经济上，主要靠苏伊士运河的过路费、旅游、天然气出口这几项，结构非常脆弱。疫情和地区冲突一来，旅游业和运河收入都大受影响。 而贫富差距，我在埃及感受得尤为真切。在开罗，你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。一边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，挤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，为了一张3分钱的大饼排队；另一边，在尼罗河畔高档社区的西餐厅里，本地的精英们喝着咖啡，吃着一份折合人民币几十甚至上百的套餐，菜单上连阿拉伯语都很少见，全是英文。他们过的，是与国际接轨的生活，仿佛和脚下这片土地没什么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