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说：“我们都低估了中国。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我坐过，1000多公里，四个多小时就到。中国大一新生34%主修理工，美国是5.6%。中国发展有全盘规划，我们没有。所以说我们都低估了中国，我们不能再继续低估下去了。” 评几句 伯恩斯这番话，与其说是外交辞令，不如说是一份迟到的"证词"。作为前驻华大使，他在离任后才敢如此直白地承认"我们都低估了中国"，本身就揭示了美国对华认知的一个结构性困境——政治正确压倒了事实判断。 他特意提到京沪高铁，绝非闲笔。1000公里、4小时，这组数字背后是系统性国家能力的具象化——土地征收效率、工程技术整合、长期基建规划、产业链配套。美国不是没有技术，而是失去了将技术转化为大规模公共产品的政治意志与组织能力。当美国还在为加州高铁的预算扯皮二十年时，中国已建成4.5万公里的高铁网络。伯恩斯用个人体验戳破了一个神话：美国的问题不是"能不能"，而是"愿不愿"。 理工科生源比例的悬殊，指向的是更深层的人力资源战略差距。中国每年培养的STEM毕业生超过500万，是美国十余倍。这不是简单的数量对比，而是产业迭代速度的底层代码。当美国精英阶层沉迷于金融套利和身份政治时，中国正在用工程师红利铺设下一代技术基础设施。伯恩斯的焦虑在于：他意识到这是一场"慢变量的竞赛"，而美国的优势正在被时间稀释。 最刺痛美国听众的，是伯恩斯对规划能力的承认。中国的五年规划、产业政策、技术路线图，在西方常被贬为"计划经济残余"，但伯恩斯不得不承认：在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量子计算等战略领域，这种"集中力量办大事"的体制展现出惊人的资源动员效率。相比之下，美国每四年一次的政党轮替常导致政策断裂，产业补贴沦为政治分肥的工具。 伯恩斯的警告，实质上是对美国战略自满的批判。过去二十年，美国政界沉浸在"中国崩溃论"与"和平演变"的幻想中，直到贸易战、科技战接连受挫，才被迫正视现实。但"不再低估"是否意味着"正确应对"？未必。美国目前的反应——技术脱钩、关税壁垒、阵营对抗——更像是恐慌性应激，而非战略性调整。伯恩斯没有说的是：承认对手强大是一回事，学会与强大对手共存是另一回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