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永浩在与何同学的对话中表示，科技公司大部分是没有创新型的，都是追随型的。华为的实力很强，但它是追随型企业。包括oppo、vivo、小米都是追随型企业，追随型企业在商业策略上要比创新型来得容易。多数企业可以靠追随型发展得很好，但是你问它有没有创新能力，我认为是没有的。
创新型企业老罗所指代的创新型企业，其本质上是代表那些具有行业颠覆性的技术创新。例如肖克利的晶体管技术、基尔比和诺伊斯的集成电路技术、英特尔的4004微处理器、胡正明的FinFET晶体管结构、林本坚的浸润式光刻技术等。
这些技术大多都是属于从0到1的过程，并以此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时代。这种创新型的企业和技术，通常都需要依靠个人英雄主义来开创，而追随型企业采用的都是现代化的商业管理逻辑，在公司运营上面表现很棒，但是缺乏个人英雄主义，缺少颠覆性技术的创新。
华为公司常务董事余承东曾经在2022年的大会中表示：
如果我们早年搞半导体制造，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糟糕的结局。如果说有什么后悔的话，就是我们曾经特别相信全球化分工。我们做一个企业不能啥都照顾到，我们没有涉足半导体制造，今天我们被别人卡的死死的，消费者业务接近残废的状态。其损失的经济和市场规模，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。
从余承东前几年的发言来看，华为的产业发展依托全球化的产业链经济，并以此取得了利益增长。但是美国切断了华为与全球体系的合作，没有了芯片，华为的一切消费产品无法运行，而且中国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较为落后，无法制造出所需的芯片产品，这直接陷入了一个死循环。
曾经的华为就如同老罗所说的一样，跟着时代的浪潮，在全球化体系下发展起来并取得成功，不管是通讯业务还是消费者业务，一切都与全球化密不可分。但是这种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模式，也让华为的部分业务在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时候面临崩盘的局面。
尽管华为有危机意识，很早之前就在内部成立了操作系统团队，但是操作系统毕竟只是软件层面的技术，这对于华为来说还在掌控的范围内。但是芯片制造业对于华为来说完全是个技术无人区，华为既没有制造工厂，也没有相应的技术底蕴，更何况全球范围内的芯片制造工厂都有美国资本的介入，这更加限制了华为业务的发展。
这就又回到了20多年前贸工技和技工贸的争论，到底应该怎么发展产业，什么时候需要优先注重经济，什么时候需要重点推进技术，这都是中国科技产业从未结束的辩论话题。
利益和创新倪光南和柳传志当年的纷争，分别代表了以倪光南为主的技术派，以柳传志为主的市场派，双方在联想未来的发展路线上面展开争论。
倪光南主张重点推进自主技术，拿出一部分资金去投资半导体业务，研发自主芯片。而柳传志认为当时的联想不具备大规模搞研发的实力，应该先注重推进市场。只有卖出货去，才能有钱进账，公司才能继续扩张下去。
双方据理力争，但最终还是柳传志继续引领公司发展，倪光南退出了联想集团。很多人觉得当年联想没有听从倪光南的意见，错失了发展自主技术的最佳时期，但联想也因此成为了个人PC领域的霸主。
研发自主技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推动，苹果开创了智能手机时代，拥有自主芯片和自研系统，全球销量仅次于三星，但最早期的苹果还是以拼装为主。3G和3GS的处理器均来自于三星，直到iPhone 4上市，苹果才正式将自主设计的芯片放在手机产品上面销售。
如果没有之前的市场销量带来经济，那么苹果也没办法投入大量资金去设计自己的芯片产品。
类似的例子还有英特尔，英特尔是靠着存储器发家致富的，并且当时英特尔是同时持有存储器和微处理器业务的公司。但是存储器业务带来的经济极高，所以微处理器就作为一个子项目跟在存储器业务的后面。
后来日本半导体产业崛起，大批量性能强价格便宜的存储芯片入侵美国市场，英特尔根本无力招架日本企业的竞争，公司出现持续性的巨额亏损。
时任英特尔CEO的格鲁夫询问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摩尔：如果我们重新选拔一个管理层，他会如何应对这个问题？
摩尔回答到：他会砍掉存储器业务。
格鲁夫回应到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干呢？
在格鲁夫的命令下，英特尔砍掉了发家致富的存储器业务，将微处理器作为公司未来的技术项目重点推进。后来的事情没有悬念，英特尔在微处理器领域通吃市场，其竞争对手AMD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英特尔压制的抬不起头来，直到苏姿丰接任AMD CEO这个问题才有所缓解。
发展自主技术的前提，一定是公司能存活下去，可以依靠市场规模持续获得资金。有了资金，才能组建团队去开发自主可控的技术产品。如果只是一味地依靠市场经济去赚钱，有了钱就扩大规模，继续依靠市场经济赚更多的钱，没有对自主技术的前瞻性和危机意识，那么其最终的结局无外乎倒闭或者被资本收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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