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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,国家在研发东风-17时,发现导弹在飞行中,极易遭到外部干扰,所有人都

1987年,国家在研发东风-17时,发现导弹在飞行中,极易遭到外部干扰,所有人都建议增加反电子系统,谁知,祝学军却说:“干脆让导弹在雷达里彻底消失,不就行了?”话音刚落,一位老专家扶了扶眼镜,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 祝学军是谁?很多人不知道,她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尖端武器研发的舞台中央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她考入国防科技大学,学的就是自动控制与制导专业。那时候,课堂里女生少,实验台前扛设备、跑数据的活她一样不落。毕业后分到科研单位,从最基础的参数测算做起,一步步摸到高超音速导弹的门槛。她的特点是不爱走常规路子,遇到难题总想着能不能换个角度切进去,而不是在老办法上叠床架屋。 东风-17的研发,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定下的方向。它的目标是突破既有的防空体系,速度快到让对手来不及反应。可试射几次,雷达屏幕上总会出现异常波动,敌方干扰信号一进来,弹道数据就飘,精度跟着掉。 按常规思路,大家自然想到加更强的反电子系统,用更大功率去压制干扰。可祝学军在现场看完数据,觉得这条路治标不治本——干扰技术也在升级,今天压得住,明天可能就被破解,而且加设备意味着增重、改结构,牵一发动全身。 她那句“让导弹在雷达里彻底消失”,乍听像是科幻,其实是把思路从“对抗干扰”扭到了“规避探测”。雷达之所以能看到目标,是因为目标反射的信号足够强并被接收。如果能让反射信号降到极低,甚至让雷达无法分辨出目标与背景,那就等于让导弹隐身于探测范围。这个想法在当时太超前,因为隐身设计多用于飞机,用到高速飞行的导弹上,涉及气动外形、材料、轨迹规划等多个难点,还要保证速度不减、命中精度不降。 老专家的质疑不是没道理。雷达隐身需要精确计算入射波与反射面的夹角,导弹飞行姿态不断变化,气流加热还会改变表面特性,稍有偏差就会露出踪迹。何况东风-17的速度在高超音速段,热障和激波本身就是雷达的强反射源,想在这样条件下“消失”,几乎等于让子弹在飞的过程中隐去影子。 可祝学军没被噎住,她回去翻遍国外的公开资料,结合国内试验数据,提出一个方案——用乘波体气动布局改变激波分布,让雷达波主要沿着特定方向散射,减少回波强度;再配合吸波涂层与结构一体化设计,把反射峰值压到探测门限以下。 方案拿出来,反对声不少。有人说工艺实现不了,有人说试验成本太高,还有人担心影响飞行稳定性。祝学军做的第一件事,是拉着团队在风洞里一遍遍测模型,把不同攻角、不同马赫数下的雷达散射截面算出来,反复比对。她亲自盯测试,有时候为了一个数据点的稳定,连续熬两三个通宵。几次失败之后,他们终于找到一种外形与材料组合,能在关键飞行段把回波强度削减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。 真正的考验在实弹测试。第一次试射,雷达跟踪画面里目标信号断断续续,有那么几秒几乎消失,操作手以为是设备故障,直到遥测数据传回,确认导弹按预定轨迹命中靶区,大家才意识到——祝学军的设想不是空谈。后续的改进中,他们又加入自适应轨迹微调,让导弹在遭遇突发电磁环境时自动变换姿态,进一步降低暴露概率。这个成果的意义在于,把防御思路从被动拦截推向主动规避,等于给导弹加了一层“看不见的护甲”。 祝学军能提出这样的方向,不只是因为她敢想,更因为她长期泡在一线,知道现有技术的天花板在哪。她明白,靠堆硬件去堵漏洞,迟早会被追上;只有从原理上让问题不存在,才能形成持续优势。她的坚持,也让团队突破了惯性思维——科研里常见的情况是,大家习惯在熟悉的路径上优化,却忽略了换赛道的可能。 这段过程还透露出一个细节:创新往往始于少数人的“不合常理”。如果当年所有人都顺着加反电子系统的思路走,东风-17可能会晚很多年才找到真正的破局点。祝学军的话让项目多了一种可能性,而这种可能性经过验证,成了领先的关键。科技竞争有时候就是这样,不怕有人唱反调,怕的是所有人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挤,看不到别的出口。 回头看,祝学军的“天方夜谭”其实是深研之后的果敢判断。她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拆成可攻关的技术节点,用数据和试验一步步逼近目标。这不仅让东风-17具备了独特的突防能力,也为后来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打开了一条新路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